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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李柏青】

他們認為自己的作品有別於那些愛來愛去、哭哭啼啼的小說，以腦袋創作，以智性競技，如解開方程式一般，是門優美、乾淨的技藝。

我一直認為推理小說是由理性、浪漫、寫實三種元素組成，不同比例的調配形成各子類型的推理作品，今天旅館我們先談談「理性」。

理性主義約莫起源自7世紀啟蒙時代，細部哲學討論很多，例如純粹理性與經驗主義的爭論，這裡茲不贅述，姑且將之歸納為：人類本身有能力透過理性獲取知識，直覺、感覺都不可靠，只有觀察或理性思考所得到的結論才是真的。

推理小說必須在理性背景下才能產生，換句話說，作者和讀者都必須相信，在故事裡的背景下，犯罪（或謎團）是可以透過人的觀察與思考去破解的，不必靠夾棍、公羊或烏盆；推理作家的任務便是在依循理性的框架，帶給讀者不理性的驚奇。這也是為什麼在武俠小說中，我們不會在意空手發出的「劍氣」可以殺人，但在推理小說中我們則相當在意為何兇器從現場消失。

對理性的要求區別了推理與其他文類，某種程度也成為推理作家（或讀者）的驕傲，他們認為自己的作品有別於那些愛來愛去、哭哭啼啼的小說，以腦袋創作，以智性競技，如解開方程式一般，是門優美、乾淨的技藝。這樣的驕傲往往會在某些形式上看似推理小說但理性元素不強的作品大受歡迎時被激化，演變成「推理定義」的論戰，典型的例子就是1920年代日本「本格派」與「變格派」之爭，當某些主打異常精神、妖異驚悚的作品出現時，論者認為有必要和正統的理性解謎小說做區分，這樣的作品還一度被稱為「不健全派」，後來才採用比較中性的「變格派」一詞。

日本的爭議不難理解，1920至30年代，正是歐美古典推理「黃金時期」，理性要求被發展到極致，著名的「推理十誡」與「推理二十法則」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除了拒絕巫術、超自然力量、偵探第六感以及中國人（推理十誡第五條便是「故事中不可有中國人的角色」）外，這些守則還強調推理小說的「公平性」：讀者應與偵探擁有相同的線索、篇幅不應集中在無關的線索上、兇手應是有一定分量的人物等，目的是使讀者有機會趕在偵探之前破案，在智性上擊敗作者。

落實到創作中，理性主義發揮得最徹底的故事類型-在我看來-是「安樂椅神探」，偵探足不出戶，閒散地在安樂椅上聽取轉述的線索證據（法律上叫「傳聞證據」，原則上不能當審判的證據）便破解最匪夷所思的謎案，大有《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安居平五路」的帥氣感，教人怎能不興奮！不過真正寫得好的「安樂椅神探」不多，「理性」想想，這樣的偵探也不大可能存在，將「理性」推到極致，反而變成一種「浪漫」了。

過度的理性主義也會造成反效果，例如「推理二十守則」的作者范?達因，他的作品還當真遵守他自己訂出來的規矩，於是他筆下的名偵探菲洛?凡斯便成為我最討厭的偵探，他總以高深莫測的姿態出現，似乎真相了然於胸，但總得等一個家族被殺到只剩兩個人的時候，才會說出其中一人是兇手，並沒有比我團康遊戲「殺手」時高明到哪去。